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旺報【本報訊】

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大陸都已進入了一個關鍵的年代，而這個關鍵年代的關鍵詞就是「改革」與「轉型」。我們不是歷史宿命論者，沒有必然出現的光明，也沒有必然吞噬一切的黑暗，崛起的中國轉向何方，轉成何種型態的體制，端視不同社會集團所施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而產生的結果。

說中國大陸進入轉型的關鍵年代，首先是從國際國內的大局來看。

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召開前，各國因匯率而生的政經摩擦正逐漸升溫，人民幣升值幅度是其中焦點之一。這個被部分媒體形容為「貨幣戰爭」的現象，反映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的激烈變化，也逼使中國大陸不得不嚴肅面對經濟增長方式真正的、全面的轉變。

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，牽涉到中下階層消費需求的提振和教科文體制的全面革新，舉凡工資、就業、社會保障、醫療、教育、住房、扶貧等民生事業，再到城鄉一體化、勞資關係、公共財政、人才培育、科技研發、文化創新等課題，無不與此密切相關，是牽一髮而動全局的大事，也涉及太多利益糾葛和「權力」與「權利」的問題，確實需要大刀闊斧的推進「全面改革」。

其次，從大陸各階層各領域的呼聲來看，中國大陸也確實到了改革與轉型的關鍵時刻。

日前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接受本報專訪時介紹，胡錦濤總書記在一次關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研討班上講話，連講了五十次「刻不容緩」。細讀胡錦濤談話，他指出「必須見事早、行動快、積極應對」，顯然對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是有高度認識的。

溫家寶總理今年以來不斷倡言政改，其主要精神就是扣緊鄧小平當年所提：「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，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」。溫總理先說停滯和倒退「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」，又說推動政改「風雨無阻，至死方休」，足見他對時局的憂患意識與推動改革的緊迫感。胡與溫的講話，是來自大陸最高層的聲音。

在五中全會召開期間，由大陸知名媒體人胡舒立主持的《新世紀》周刊發表評論〈抓住政改的戰略機遇期〉，強調政改已「具備難得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條件，有望平穩推進」，如果錯失時機，日後「改革成本必然無限加大，前景難以樂觀」。同時，《經濟觀察報》的社論則借用曹操名句，力主「何以解憂，唯有政改」。這些評論不僅代表改革派媒體的想法，也頗能反映許多民間產業界人士的意向。

8月初，《鳳凰周刊》刊登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中將的〈西部論〉，文中說到「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」，「我們不可能有退路」，並斷言「十年之內，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，不可避免要發生，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」。此文是十年前舊作增補重登，於今讀來，更具警醒作用。這是來自大陸軍方高層的聲音。

大陸已經不得不變，問題在於是主動改革，還是保守拖延，是積極進取，還是只顧眼下。

日前，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，大陸有官方媒體將之與1975年蘇聯人權鬥士、知名科學家沙卡洛夫獲獎相提並論，直指皆為西方陰謀。對此，我們倒有另個角度的思考。

沙卡洛夫獲獎之時，正是布里茲涅夫當政（1964-1982）的年代。布氏上台之初，八五計畫順利完成，工農業產值大幅增長，人民生活水準達至歷史高點，與美國差距日漸拉近。然而，布氏並未把握這個「戰略機遇期」，加速全面改革，反而走向個人專權，經濟改革遲滯，官僚特權階層更為鞏固，對內壓制沙卡洛夫等持不同政見者，片面強調穩定，在西方發起新一波科技革命的時候，蘇聯卻出現政治社會科技思想文化全面的僵化停滯。

布氏不但未積極扭轉局勢，反倒脫離實際，宣揚蘇聯已進入「發達社會主義」階段，對外更積極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，提倡布里茲涅夫主義，先出兵捷克，再入侵阿富汗。事後之明，我們可斷言布里茲涅夫當政的這18年，正是蘇聯走向衰亡的關鍵年代。

曾經向蘇聯「一邊倒」的中共，對蘇聯從勃興到瓦解的歷程當有深刻的感受，問題在於如何解讀歷史，又能從中汲取了怎樣的教訓。